民间借贷公司爆雷后，庞氏骗局下受害者的追债
2022-12-29 17:52 徐经理13326929205
司鼓励大家这样做，“每一方都是获利者，员工拿到了高提成，客户拿到了高利息，公司有了进账就有了继续投资的资本，没人会受损失。”当然，这一切都要在公司顺利运转的前提下。
2013年7月，我大专毕业后参军失败，入职了晋城某投资公司，成了一名“理财经理”——这个职位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就是个负责拉客户的业务员。
公司租用了一间某小区外的商铺，上下共3层，主营业务就是民间借贷——吸纳客户存款，将钱汇总投到各类经营困难的私企里。钱当然不白借，企业要抵押一定的实物。之后，企业除了要偿还本金，还需要支付远高于银行的利息才能将抵押物赎回。而这些高额利息的受益人，就是把钱款存在我们公司的客户们。
公司的大老板姓黄，此前先在自己老家河南开了一家公司，有了成功的先例，才在山西开了第二家。一年后，第三家又在山东开业了——当时我还想，老板不仅有经济实力，还有要把公司辐射全国的野心。
每隔一段时间，黄老板都会来一次晋城，为了加强管理，还派老乡张总到晋城来常驻。张总带着河南公司来的经理，先给我们讲了一通公司的盈利模式，又开始教大家“跑业务”的方法——其中最好用的就是“做活动”。
在周围的小区摆个摊位，支两张长桌，在上面摞一些小礼品，总有好奇的大爷大妈会凑过来搭话。这时候，业务员只要能把公司的盈利模式讲清楚，但凡手中有点闲钱的人，多少都会动心——毕竟年利率收益高达15%至20%，已远超当时市面上的任何一款理财产品了。随后，业务员只要再适时把那些借款企业的抵押物做个展示，那些尚在犹豫的听众们基本就十拿九稳了。
当然，活动效果虽好，但平时我们的大部分工作也就是上街发发传单。
除了这些针对陌生客户的方法以外，最容易吸纳存款的，还是“杀熟”——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让亲朋好友帮忙完成每月的KPI，这也是业务员最容易赚取高额提成的方式。
“每一方都是获利者，员工拿到了高提成，客户拿到了高利息，公司有了进账就有了继续投资的资本，没人会受损失。”公司时常这样鼓励我们。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公司顺利运转的前提下。
公司成立一年半，一直安然无事，直到2014年农历除夕前夕。
临近年末，想取款的客户数量增加，钱却渐渐取不出了。不少客户特意跑来公司，恳求退还本金，哪怕不给利息也行。一份份到期合同摞在财务室的工作台上，财务也很无奈，只能劝客户再耐心等等，“再过一段时间，公司老板肯定会打钱过来的，大家不要担心。”
很多客户都和公司的业务员沾亲带故的，有了这层关系，也不好多说。只是临走前，不忘叮嘱自己的业务员：“帮忙多盯着点，一旦有什么不对劲，随时联系。”
事实上，公司经营一年多，我们都相信黄老板很有钱，只是年关将近，暂时周转困难而已。然而，变故却来得非常快——黄老板突然失联了。
一开始，员工们只是私下议论，猜测黄老板的行踪、猜测他是不是在自杀与跑路之间犹豫，但更多的人是把这件事当作笑谈。到头来大家关心的，只是即将到来的新年，以及春节假期前是否能拿到工资。
一晃到了腊月二十八，员工们都围在公司二楼的办公区，贾副总也在其中。贾副总是晋城本地人，五十多岁，负责管理公司的日常事务，和我们一样，也是应聘上岗的员工。
那天，贾副总心情不错，因为黄老板中午忽然打来电话，说他下班之前肯定到，发放拖欠的工资和奖金，让所有员工过个好年。可一直等到临近下班，黄老板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一直无人接听。
郝会计突然说自己有事，背着一个小包就先溜了。他一直都是所有人中最不紧张的那个，即便当初面对高收益、高提成的诱惑，他也从没往公司投过一分钱、拉过一个亲友。哪怕今天公司倒了，他损失的也不过是当月的工资而已。
过去，大家都瞧不上郝会计，觉得他不合群，“抠门得有些过头了”。那天大家看着郝会计离去的背影，种种滋味涌上心头，有人羡慕，但更多的人都是愤怒——因为相对于他的轻松，公司的存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顶天的大事——我们不仅是员工，也是客户，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存了钱。
在一群年轻的员工当中，还夹着两个中年女人，都姓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最早也是客户，在了解到业务员能拿到客户存款4‰的高额提成后，便直接来公司应聘了。那天，刘大姐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一边摞着纸牌一边沉默，刘二姐则倚着柜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如果黄老板没来，公司倒闭，咱们该怎么办呢？”
贾副总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可转脸又笑了起来，他冲刘二姐摆摆手，劝她不要多想。此刻，距离他上一次给黄老板打电话，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了，依然没人接。这时候，有个业务员提议，要不让几个员工开车去河南公司找黄老板问个清楚。贾副总略加思索后答应了，他选出3个员工，然后给其他人提前放了年假。
走出公司大门，大家相互道别，贾副总带着3个人上了一辆车，沿着文昌东街往东去了。
没想到，我进家门还不过5分钟，就接到了贾副总的电话：“有大事发生，你立刻返回公司。”回去了才发现，贾副总不止叫了我一个人，基本上所有员工全回来了。在二楼的办公区，贾副总面色凝重，讲话前特意清了清嗓子，才慢慢开口：“刚刚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经侦科的人让我们过去一趟。”
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这家投资公司与经侦科沾上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贾副总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从我们脸上扫过，继续说：“这个傻×跑公安局自首去了，我们赶紧过去问问情况吧……”
在公安局的等待室，大家终于见到了黄老板，他早已没了往日的风采，戴着手铐。刘二姐在一旁小声说：“完了，戴手铐事情就难办了。”
经侦科的工作人员只让一个人进去了解情况，其他人在外面等。贾副总当仁不让走了进去，与黄老板面面相觑。隔着透明玻璃，我们听不清贾副总说了什么，但从他对黄老板指指点点的手势来看，语气并不友好。黄老板则是满脸疲惫，但眼神依旧真诚。
过去，很多客户都说，自己是看到黄老板的那一双明亮真诚的眼睛，才决定信任这个人的。在我们的印象中，黄老板为人豪爽，晋城公司开业前半年，他经常举办各种聚餐活动来犒劳员工，还买了几辆车放在公司给我们用。但此时，他静默得像一尊雕像，脸上的表情仿佛比我们还要酸楚。
看起来贾副总是在咆哮，而黄老板则云淡风轻地点了点头，嘴巴慢慢开合。没一会儿，贾副总低头走了出来，先无奈地摇了摇头，笑容很苦涩，“他说压力太大了，实在没办法。”
“那我们的钱怎么办！他一句压力太大，就跑来自首，有没有考虑过咱们这些人的感受？”刘二姐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贾副总扭头朝等候室里看了一眼，“我进去给咱们再问问……”转身又进去了。
留在大厅我们开始做起最坏的打算：根据公司财务统计，仅晋城公司就欠了客户800多万元的本金，还不算利息。虽然不是我们员工欠下的，但多少也与我们有关，因为其中至少有一半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公司虽然已名存实亡，但所有人都在幻想，能够通过什么方法拿回自己的钱。
忽然，郝会计来了。刘二姐问他来做什么，郝会计扭捏了一下，说自己是来给公安局送公司账本的。刘二姐的怒火一下窜了上来，大声质问：“为什么公安局给你打电话，你不告诉大家，就偷偷跑来了？”
郝会计眼神躲闪，身体离墙更近了，看得出来，应该是真害怕了。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公安局打电话过来，他只能配合。“不然你说我能怎么办？”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叫走了郝会计，刘二姐就和刘大姐互通了个眼色，小声对我们说：“这个姓郝的真不是东西，我就知道这公司迟早有一天要从他这里出问题。”
没多久，贾副总再次从房里走出来，还是摇头。他说问了好几遍，确实没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刘二姐曾去过河南公司查账，立刻反问：“他那些账呢？不是说别人欠了他四五百万？咱们能先把借条要回来吗？”
贾副总想了想，将头凑了过来，小声说：“现在不知道河南公司的人知不知道姓黄的自首了，如果不知道，就还好办。”大家纷纷点头，贾副总警惕地看了眼等待室的方向，放低了音量：“这里说话不方便，大家先回公司吧，一起商量一下钱的事。”
在征得经侦科工作人员的同意后，我们一行人离开了公安局。临走前，刘二姐发现了郝会计停在门口的摩托车，二话不说就蹲下去拔掉了两个轮胎的气门芯，还拿钥匙在轮胎上狠扎了几下。
讨论如何减少客户损失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大家绞尽脑汁，将自己能想到的办法一个一个搬上台面。
之前，黄老板曾向大家介绍过自己的产业，“那是我最牢靠的保障”。现在黄老板倒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从他留下的这些实体产业里翻找出哪怕是一丝丝能够变现的机会。经过讨论，大家共找出了以下几个有变现可能的项目：
首先是黄老板压在河南公司的400多万元，贾副总亲眼见过借条，只要能从借款人手里把钱要回来，就可以作数。虽然距离800多万尚有亏欠，但是眼下能拿到手里的才是真的，大家一致觉得，这笔钱要最先去争一争。
其次是黄老板的矿石加工厂，厂子在山东，据他说厂里还有一批尚未加工完成的黄金矿石，折算下来，抵消所有人的债务还绰绰有余。去年，贾副总一行人也去现场考察过，厂子确实存在。
然后就是黄老板在山东的灯具城，以及一个租船挖沙的项目。灯具城内尚有余货，利润点极高，全部卖出后数目相当可观；挖沙更像是一条长线生意，前期的款项已经交付，具体如何运作，还需要山东公司的员工配合才能了解。
这四个项目就像触手可及的巨大金山，我们刚刚被吞掉的钱，仿佛转眼就可以从这四座金山中生长出来。大家的信心明显充沛了很多，都去试试，保不齐就能挖出一座来填上窟窿呢？
会议随即进入下一阶段，开始讨论如何让这些项目顺利变现。这时候，刘二姐先打了个岔，她突然想到黄老板自首的动机可能并不单纯。
在黄老板自首之前，出于对公司近况的担心，贾副总曾带着几个员工去过河南黄总家拜访。当时，黄老板的父母还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聊家常中偶然提到黄老板已离婚，可他的前妻分明还在家中和公婆一起生活。这多少有些不合常理。
当时大家只觉得这是黄老板的家事，如今被刘二姐重新提起，才发现其中确实有蹊跷。
刘二姐猜测，黄老板可能在自首前已经把财产转移给前妻或其他亲人了，贾副总当即决定大年初一就带人去河南，找黄老板的家人问个明白。他让刘二姐为先锋，小卫开车，其余员工正常放假，“回去平复情绪，不要伤心”，一切等过完年再说。
休假期间，我接到了贾副总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去给公司贴对联。我被逗笑了，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拒绝了。
当时，我对这家公司只剩下巨大的失望，我家盈余的钱几乎全被套了进去，这是我工作好多年都挣不回来的数目。父母怕我想不开，给予我充分的包容，虽然嘴上说“不是你的错”，但掩门时发出的叹气声就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
我的客户大多也是自家亲戚，投进去的钱在1万到10万之间。我没有颜面对家人说谎，只好趁大家来拜年的时候，将同一个坏消息不断重复。亲戚们带着笑脸登门，一个个又丧着脸回去。
正月初一刚过，大家又回到了公司，贾副总一行人也回来了，给我们说黄老板家里根本没人，给黄老板的前妻打电话，只有谩骂；给黄老板的姐姐打电话，对方态度非常强硬，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让他们赶紧滚。
刘二姐气得在黄老板家的防盗门上狠踹了几脚，临走前还撕掉了新贴的对联，把碎纸撒在地上。
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只能将黄老板留下的财物变现了。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三个项目，黄老板还在晋城留下了几辆轿车。大家觉得几辆车卖个100万没问题，可是公司行政咨询后才知道，所有的车都是分期购买的，不能直接买卖。
过年期间，公安局有些部门不上班，我们无法了解案件的最新进展。大家都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黄老板知根知底的人来主持大局，才能对我们的追款工作提供帮助。于是，几乎所有员工都在第一时间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黄老板的老乡张总。
张总40多岁，是公司的另一位法人。他在注资结构中占据了40%的股份，也是名副其实的老板。
事实上，黄老板自首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张总，他也对黄老板的做法表示震惊，一再表示自己不是他那样的人。但他又说自己身在外地，暂时还不能返回晋城。电话里的张总似乎非常紧张，像是一种对牢狱生活本能的抗拒。大家都觉得，或许他能找到帮我们追回损失的方法。
纸是包不住火的，另一边，河南公司和山东公司也都知道黄老板自首的消息了。他们立即控制了黄老板留下的所有借款单据，经核对后，发现这些借条绝大多数都失效了。也就是说，400余万的借条，最后能收回钱款的，可能还不足10万元。
山东公司开业最晚，吸纳的客户存款数目寥寥，但黄老板大多数项目都留在了山东，所以山东公司的刘经理主动说要来山西，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自从2014年下半年业绩下滑后，晋城公司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山东的刘经理、河南的张总、晋城的贾副总各自占据会议桌的三个角，另一边留给刘二姐，其余员工们各自落座，每个人心里都像不断上涌的泉眼，没有底，只有惶恐。
张总先给大家道歉，表示自己肯定不会像黄老板那样做，一定会千方百计还上所有客户的钱。这句话算是个定心丸，唯独刘二姐听完后冷笑一下，反问道：“你自己也是老板，那营业执照上都写着呢，注册资金1000万有你一半，不用你自首，公安局肯定都盼着抓你呢。你要真有这个心，就应该直接带着钱来，把这个事情翻过去。说那么多干嘛，有什么用？”
贾副总觉得刘二姐的话很有道理，“对啊张总，黄老板进去了，这个钱就算你不全拿，起码也得拿一半出来吧。”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张总身上。
张总脸色很不好看，警惕地看着周围。后来，又从紧张到逐渐放松，最后一片坦然，苦笑着摊了牌：“我哪有钱，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打工的。黄老板一个月给我开5000块工资，让我来盯着这个公司，现在他进去了，我工资都不知道找谁要呢？！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我占40%的股份，但那个注册资金也是他给我的，而且在银行放了几天就被收回去了，和我一分钱关系也没有啊，我有什么钱……”
刘二姐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指着张总的鼻子骂：“你没钱！你没钱敢来这里当老板？如果照这个说法，你们就是俩诈骗犯！什么东西都没有，钱也没有，就过来纯骗啊！看我们好欺负吗？”
贾副总出口调停了几句，才勉强将刘二姐劝回椅子上。
眼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张总也没再客气，便看向山东的刘经理，希望他能讲两句。刘经理显然是有备而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沓黄老板留下的资料，一边翻看一边给大家介绍。资料上的内容大多是关于黄老板留在山东的实体企业，包括：灯具城、矿石加工厂，以及采砂的项目。当初，黄老板把这些项目的盈利预期说得非常夸张，让听的人感觉热血沸腾。
资料过完，刘经理终于讲了自己的来意：“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能够换回钱，我们想先解决掉自己公司的债务，剩余部分再留给你们，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山东公司的债务不多，大约200万左右，贾副总粗略算了一下，认为黄老板留下的“遗产”兑换成的现金，还掉所有债务绰绰有余，就代表大家答应了。随后，刘经理说需要晋城公司出人，和他一起去趟山东摸摸底，贾副总也派出了精明能干的刘二姐。
临近尾声，刘二姐又提起了黄老板转移财产的事，“一定要找个黄家的人来问问清楚。”这一次，张总倒是没推脱，说这件事交给他，让我们不用管。隔天，他就回了河南。
很快，一些客户也赶来公司询问情况。贾副总不得不一遍遍解释，让大家冷静，一起想办法。来的客户并不多，而且大多是熟人，所以没有太过激的行为。有的人没法子，干脆赖在公司不走，一天24小时泡在这家不营业的店里，由我们这些业务员负责端茶倒水。直到张总带着黄老板的姐姐出现，大家才停止“内乱”，齐刷刷地围了过去。
会议室的桌边所有的位置全都坐满了，还多加了十几个凳子。黄大姐坐在贾副总和刘二姐对面，并没有露出羞愧表情。她的话不多，说自己并不清楚弟弟做的事，也不存在转移财产的情况。来晋城是为了协助警方调查，其他的就没了。
客户们对她的说法表示怀疑，刘二姐更是声色俱厉地盘问起黄老板离婚的事情，脏话源源不断地泼出来。黄大姐低着头任由刘二姐骂，一些客户的情绪被感染，也凑过去对黄大姐拉拉扯扯，甚至想动手打人，张总和贾副总急忙把人拉开。
会议室里乱成一团，黄大姐面对激愤的人群，不知所措地贴在椅子上，她的手机已经被刘二姐拿走了。会议在混乱中草草结束，大家各自离去，公司大门紧闭，被厚厚的帘子遮住，一把U型锁横在门前。
刘二姐确信地说：“她肯定是在骗人，看她的样子就能知道，心虚得不行。咱们就把她锁在公司里，给她爸妈打电话要钱，不给钱就一直锁着她，看谁能耗得过谁。公司门锁钥匙我拿一把，别给外人，要是她被放跑了，咱们的钱可就更难要了。”
我们这群人也做不了什么主，只能纷纷点头。
可是当天夜里，张总却偷偷打开了公司大门，放走了黄大姐。她连夜开车回家，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第二天大家发现后，几个愤怒的客户围着张总推搡起来，张总看上去很委屈，说自己怕闹出人命。
最生气的还是刘二姐，得知人跑了，她喊上几个业务员就往河南赶，想再去黄老板家里一趟，把钱要回来；贾副总、张总也在这天开车去山东实地考察黄老板留下的那些项目，剩余的员工和客户一下失去了主心骨，只好又各自回了家。
后来我们才知道，刘二姐的河南之行并不顺利。她在黄老板家里大闹了一通，当地警方将双方都带到了公安局。
警察问话期间，黄大姐找来了一堆社会闲散人员等在公安局门外，光是车就停了十几辆。那些打手年轻气盛，各持器械，安静地等着刘二姐他们出来。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问话结束后，派车一路护送刘二姐一行人离开了河南，才没有将事态进一步扩大。
一天后，贾副总和张总也从山东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很糟糕。
黄老板的矿厂根本不是他花大价钱买的，而是10万元租了1年。那些未经加工的“黄金矿石”是他买的一堆没有打磨过的铜矿，大概只值5万；他的灯具城不过就是一片商铺中的一个门店，店内积压着约10万元的存货，每天客流量极少，想短时间内抛售，根本不可能；挖沙项目倒是真的，只是他前期投入的30多万，远远不够让项目运转起来。
挖沙项目利润丰厚，一旦运转起来，收益源源不断，是目前可以变现的首选。只是后续还要再投270万元，才可以建成挖沙厂，租下足够的挖沙船，从零开始起步。至于盈利，恐怕要等到1年之后了。
在张总的强烈鼓吹下，山东的刘经理提议，看能否想办法将这270万凑齐。我们最大的客户，曾在公司投入上百万的资金，这样的有钱人，未必没有办法。其余客户，想拿回自己的钱，就得有敢于再次投资的勇气和决心，只要挖沙项目成功获利，最先分红的，肯定就是他们。至于那些没有参与的人，他们的欠款按照司法流程继续追回，和全新的挖沙项目无关。
刘经理还说，如果有人没有钱却想进行二次投资参与分红，可以让他们到挖沙厂任职，用工作的方式入伙。到时候张总和贾副总就是挖沙项目的一把手，我们这些原投资公司的员工，就变成了挖沙项目的螺丝钉，继续到异地他乡去发挥余热，帮客户们挣钱。
还钱的门路就在这里，但前提是还需要用更多的钱去铺垫，我们不能简单代表所有客户的意见，还是需要征得大家的同意才行。
就在公司最忙乱的时候，贾副总还抽出身来筹办了女儿的婚礼。员工们几乎都去了，凑了一桌，脸上难得都有了笑容。虽然宴会厅里坐着不少亲朋好友，但贾副总最后还是选择在我们这桌坐下。
张总也去了，一边吃饭一边眉飞色舞地和大家聊挖沙项目在山东的行情、收益以及几年回本。看得出，贾副总明显有些心动，他酒劲上冲，脸上泛起红光，笑容不受控制地扬了起来。
那天，参加喜宴的很多宾客都是贾副总的客户，只不过他们还蒙在鼓里，对黄老板自首、公司倒闭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各怀心事，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这时候，司仪提议全场举杯。大家端起酒杯站了起来，碰杯前还相互鼓励着，劝对方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不知为何，某桌的客人突然爆发出巨大的笑声，热络的祝酒词交织在空中。碰杯的声音仿佛有上万个酒杯同时对撞在一起，至少在那一刻，没有人是不开心的。
那时候，经过张总的不断煽动，连我的心里都有些动摇了，甚至已经把挖沙的项目视为了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经过讨论，贾副总和张总决定先联系那些投资数额超过20万的大客户。
婚礼结束的第二天，大客户们就赶来了公司。然而，大客户们的反馈却让人倍感失望，大家都觉得270万太多。而且在客户们的心中，我们的信誉就如同这家已经倒闭的公司一样，彻底破产了。已经没人愿意再相信我们的话，更不愿意往我们的项目中投1分钱。
客户们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黄老板从公安局保释出来，“既然他有办法骗到那么多钱，肯定也会有办法把钱还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监督他，逼他把藏好的财富通通吐出来。”
大年初七已经过去，公安局恢复了日常工作，晋城公司门前的轿车排成一个车队，朝着公安局的方向进发。
在公安局门口，刘二姐又看到了郝会计的摩托车，这让她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回头就和我们商量，要趁郝会计出来的时候把他扔到车上，找个没人的地方狠揍一顿，几个心里同样憋着怒火的员工立刻答应了。
为了避嫌，张总留在公司，和一些近期常来的客户坐着喝茶。贾副总再次成为了我们的代表，敲门后和经侦科的工作人员交流。这次的答案很明确，黄老板不可能离开公安局半步，财产的追回工作，还需要按照进度逐步展开。
刘二姐不太满意，反问道：“那不是给了他们转移财产的时间吗？”工作人员苦笑着摇头，劝我们不要着急，只要能够追回的财产，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们在公安局走廊上与郝会计再次相遇了，郝会计依然毫无脾气，低着头只想快速通过。刘二姐上前想拦，周围的工作人员抢先一步挡在了她身前。
从公安局出来后，大家都没有着急离开，剩下的时间，一直在等郝会计从公安局大院中出来。过了很久，郝会计才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坐进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轿车在院内兜兜转转，还去后院转了一通才驶离公安局。刘二姐急忙让我们立刻跟紧，不要搞丢了目标。但不等她的话说完，在郝会计乘坐的轿车后，又有一辆完全相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从院内驶出，一辆之后又有一辆，3辆一模一样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井然有序地在门前分成三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公安局的例行询问还未结束，很快我们得到消息，黄大姐要再次来晋城配合警方调查。同时，她还帮弟弟找好了律师，是我们本地最贵的那种。
刘二姐和贾副总一致认为，黄老板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极高，还是要想办法从黄大姐手里把钱要回来。他们责成张总出面给黄大姐打电话约见，打完电话，张总的手机就被没收了——防止他通风报信。
为了报上次被堵在河南公安局门口的仇，刘二姐给客户们依次打了电话，很快便有一支车队在公司门口集结。在贾副总和刘二姐的带领下，车队赶赴见面地点，只见黄大姐孤身一人站在路边。
刘二姐等人停好车，一窝蜂从车中钻了出来，气势浩大。某位男客户一马当先，冲过去攥紧了黄大姐的衣领，抬手就是一记耳光。刘二姐也跑过去，飞踹一脚。可能是怕引起路人的注意，她急忙招呼大家把挣扎的黄大姐往车上抬。
很快，车队再次出发，一路南行，来到了城郊某处的荒地。一辆车接一辆车停下，不断有人从车里走出，黄大姐如同明星一般被围在中间，面色铁青。
客户们的殴打还不足几秒钟，就被我们拦了下来。刘二姐站在黄大姐面前，表明打人不是我们的目的，要钱才是，随后递给她一个手机，要她打给自己的父母，将黄老板骗的钱全部吐出来。
黄大姐没有伸手接手机，来到这片荒地后，她没有再表现出明显的挣扎，反而是像第一次来公司那般拘谨，我们问的问题，她表示一概不知。大家的耐心被一点点耗尽，期间不断有人凑过去朝这个女人身上补几记拳脚，剩余时间，只剩沉默。
在阳光下，大家耗了3个小时，直到黄大姐开始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所有人才紧张起来。刘二姐从包里找到药片，喂她服下后，所有人心里都有些害怕，便又载着黄大姐去医院急诊，又匆匆离开，努力和黄大姐的健康状况撇清关系。
贾副总和刘二姐回到公司，张总还没走，一如往常地坐在公司三楼和大家讨论着后面的打算，笑呵呵的。他们碰面后，张总的表情收敛了很多，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个人物品。刘二姐判断，张总这是眼看翻盘无望，也打算去自首了。
自首和被抓，二者之间的定性天差地别，像张总这种大帮凶，断然不能就这么便宜他。刘二姐和贾副总商量之后，我们就用U型锁紧锁大门，将张总关在了公司里，然后直接去公安局报了案。
大门再次打开，张总笑呵呵地走出来，一直走到警车旁。说明情况后，他也被警察带上了警车。至此，我们公司营业执照上的两名法人，全部被公安机关扣押了。
之后的日子，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安局。经侦科的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我们非法集资的各种危害，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会尽全力帮助大家追回钱款。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天去公安局询问情况的人都在逐渐减少，同样的话听了太多遍，大家好像都默认了最坏的结局。
某天夜里，公司最大的客户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连夜锯开了公司门外的U型锁，将里面的桌椅、沙发、电脑、电话搬运一空。
一辆用于搬家的大型卡车，载着这家投资公司所有的剩余价值，于夜幕中不知去向。至此，这三层商铺也失去了作为“维权大本营”的功能，空荡荡的房间内扔满了杂物。
尾声
黄老板自首后，欠着全部客户总计800余万元的存款，至今未被追回。当时的我觉得自己上了天下最大的当，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这家公司的关停，在行业中并不稀奇。
一个又一个的天文数字被抛上新闻头条，很多比我们这家位于五线城市临街商铺更大更强的公司也没能逃过关门的命运，只不过大家后来换了种说法，叫“暴雷”。
倒掉的公司像是大海中的一个个浪头，吞掉了许多受害者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在一次次追讨无果后，他们只得无奈接受命运的黑色潮水在脸上无声拍落。
一个又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在推搡着他们前进，随即又伴随着希望的破灭，不得不继续开启下一段的奇幻漂流。
后续：法院开庭两次，黄被判10年，张6年，法庭判他们偿还所有钱款，但没有一分钱追回，所以这件事已经这么不了了之了。
2013年7月，我大专毕业后参军失败，入职了晋城某投资公司，成了一名“理财经理”——这个职位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就是个负责拉客户的业务员。
公司租用了一间某小区外的商铺，上下共3层，主营业务就是民间借贷——吸纳客户存款，将钱汇总投到各类经营困难的私企里。钱当然不白借，企业要抵押一定的实物。之后，企业除了要偿还本金，还需要支付远高于银行的利息才能将抵押物赎回。而这些高额利息的受益人，就是把钱款存在我们公司的客户们。
公司的大老板姓黄，此前先在自己老家河南开了一家公司，有了成功的先例，才在山西开了第二家。一年后，第三家又在山东开业了——当时我还想，老板不仅有经济实力，还有要把公司辐射全国的野心。
每隔一段时间，黄老板都会来一次晋城，为了加强管理，还派老乡张总到晋城来常驻。张总带着河南公司来的经理，先给我们讲了一通公司的盈利模式，又开始教大家“跑业务”的方法——其中最好用的就是“做活动”。
在周围的小区摆个摊位，支两张长桌，在上面摞一些小礼品，总有好奇的大爷大妈会凑过来搭话。这时候，业务员只要能把公司的盈利模式讲清楚，但凡手中有点闲钱的人，多少都会动心——毕竟年利率收益高达15%至20%，已远超当时市面上的任何一款理财产品了。随后，业务员只要再适时把那些借款企业的抵押物做个展示，那些尚在犹豫的听众们基本就十拿九稳了。
当然，活动效果虽好，但平时我们的大部分工作也就是上街发发传单。
除了这些针对陌生客户的方法以外，最容易吸纳存款的，还是“杀熟”——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让亲朋好友帮忙完成每月的KPI，这也是业务员最容易赚取高额提成的方式。
“每一方都是获利者，员工拿到了高提成，客户拿到了高利息，公司有了进账就有了继续投资的资本，没人会受损失。”公司时常这样鼓励我们。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公司顺利运转的前提下。
公司成立一年半，一直安然无事，直到2014年农历除夕前夕。
临近年末，想取款的客户数量增加，钱却渐渐取不出了。不少客户特意跑来公司，恳求退还本金，哪怕不给利息也行。一份份到期合同摞在财务室的工作台上，财务也很无奈，只能劝客户再耐心等等，“再过一段时间，公司老板肯定会打钱过来的，大家不要担心。”
很多客户都和公司的业务员沾亲带故的，有了这层关系，也不好多说。只是临走前，不忘叮嘱自己的业务员：“帮忙多盯着点，一旦有什么不对劲，随时联系。”
事实上，公司经营一年多，我们都相信黄老板很有钱，只是年关将近，暂时周转困难而已。然而，变故却来得非常快——黄老板突然失联了。
一开始，员工们只是私下议论，猜测黄老板的行踪、猜测他是不是在自杀与跑路之间犹豫，但更多的人是把这件事当作笑谈。到头来大家关心的，只是即将到来的新年，以及春节假期前是否能拿到工资。
一晃到了腊月二十八，员工们都围在公司二楼的办公区，贾副总也在其中。贾副总是晋城本地人，五十多岁，负责管理公司的日常事务，和我们一样，也是应聘上岗的员工。
那天，贾副总心情不错，因为黄老板中午忽然打来电话，说他下班之前肯定到，发放拖欠的工资和奖金，让所有员工过个好年。可一直等到临近下班，黄老板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一直无人接听。
郝会计突然说自己有事，背着一个小包就先溜了。他一直都是所有人中最不紧张的那个，即便当初面对高收益、高提成的诱惑，他也从没往公司投过一分钱、拉过一个亲友。哪怕今天公司倒了，他损失的也不过是当月的工资而已。
过去，大家都瞧不上郝会计，觉得他不合群，“抠门得有些过头了”。那天大家看着郝会计离去的背影，种种滋味涌上心头，有人羡慕，但更多的人都是愤怒——因为相对于他的轻松，公司的存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顶天的大事——我们不仅是员工，也是客户，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存了钱。
在一群年轻的员工当中，还夹着两个中年女人，都姓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最早也是客户，在了解到业务员能拿到客户存款4‰的高额提成后，便直接来公司应聘了。那天，刘大姐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一边摞着纸牌一边沉默，刘二姐则倚着柜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如果黄老板没来，公司倒闭，咱们该怎么办呢？”
贾副总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可转脸又笑了起来，他冲刘二姐摆摆手，劝她不要多想。此刻，距离他上一次给黄老板打电话，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了，依然没人接。这时候，有个业务员提议，要不让几个员工开车去河南公司找黄老板问个清楚。贾副总略加思索后答应了，他选出3个员工，然后给其他人提前放了年假。
走出公司大门，大家相互道别，贾副总带着3个人上了一辆车，沿着文昌东街往东去了。
没想到，我进家门还不过5分钟，就接到了贾副总的电话：“有大事发生，你立刻返回公司。”回去了才发现，贾副总不止叫了我一个人，基本上所有员工全回来了。在二楼的办公区，贾副总面色凝重，讲话前特意清了清嗓子，才慢慢开口：“刚刚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经侦科的人让我们过去一趟。”
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这家投资公司与经侦科沾上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贾副总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从我们脸上扫过，继续说：“这个傻×跑公安局自首去了，我们赶紧过去问问情况吧……”
在公安局的等待室，大家终于见到了黄老板，他早已没了往日的风采，戴着手铐。刘二姐在一旁小声说：“完了，戴手铐事情就难办了。”
经侦科的工作人员只让一个人进去了解情况，其他人在外面等。贾副总当仁不让走了进去，与黄老板面面相觑。隔着透明玻璃，我们听不清贾副总说了什么，但从他对黄老板指指点点的手势来看，语气并不友好。黄老板则是满脸疲惫，但眼神依旧真诚。
过去，很多客户都说，自己是看到黄老板的那一双明亮真诚的眼睛，才决定信任这个人的。在我们的印象中，黄老板为人豪爽，晋城公司开业前半年，他经常举办各种聚餐活动来犒劳员工，还买了几辆车放在公司给我们用。但此时，他静默得像一尊雕像，脸上的表情仿佛比我们还要酸楚。
看起来贾副总是在咆哮，而黄老板则云淡风轻地点了点头，嘴巴慢慢开合。没一会儿，贾副总低头走了出来，先无奈地摇了摇头，笑容很苦涩，“他说压力太大了，实在没办法。”
“那我们的钱怎么办！他一句压力太大，就跑来自首，有没有考虑过咱们这些人的感受？”刘二姐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贾副总扭头朝等候室里看了一眼，“我进去给咱们再问问……”转身又进去了。
留在大厅我们开始做起最坏的打算：根据公司财务统计，仅晋城公司就欠了客户800多万元的本金，还不算利息。虽然不是我们员工欠下的，但多少也与我们有关，因为其中至少有一半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公司虽然已名存实亡，但所有人都在幻想，能够通过什么方法拿回自己的钱。
忽然，郝会计来了。刘二姐问他来做什么，郝会计扭捏了一下，说自己是来给公安局送公司账本的。刘二姐的怒火一下窜了上来，大声质问：“为什么公安局给你打电话，你不告诉大家，就偷偷跑来了？”
郝会计眼神躲闪，身体离墙更近了，看得出来，应该是真害怕了。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公安局打电话过来，他只能配合。“不然你说我能怎么办？”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叫走了郝会计，刘二姐就和刘大姐互通了个眼色，小声对我们说：“这个姓郝的真不是东西，我就知道这公司迟早有一天要从他这里出问题。”
没多久，贾副总再次从房里走出来，还是摇头。他说问了好几遍，确实没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刘二姐曾去过河南公司查账，立刻反问：“他那些账呢？不是说别人欠了他四五百万？咱们能先把借条要回来吗？”
贾副总想了想，将头凑了过来，小声说：“现在不知道河南公司的人知不知道姓黄的自首了，如果不知道，就还好办。”大家纷纷点头，贾副总警惕地看了眼等待室的方向，放低了音量：“这里说话不方便，大家先回公司吧，一起商量一下钱的事。”
在征得经侦科工作人员的同意后，我们一行人离开了公安局。临走前，刘二姐发现了郝会计停在门口的摩托车，二话不说就蹲下去拔掉了两个轮胎的气门芯，还拿钥匙在轮胎上狠扎了几下。
讨论如何减少客户损失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大家绞尽脑汁，将自己能想到的办法一个一个搬上台面。
之前，黄老板曾向大家介绍过自己的产业，“那是我最牢靠的保障”。现在黄老板倒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从他留下的这些实体产业里翻找出哪怕是一丝丝能够变现的机会。经过讨论，大家共找出了以下几个有变现可能的项目：
首先是黄老板压在河南公司的400多万元，贾副总亲眼见过借条，只要能从借款人手里把钱要回来，就可以作数。虽然距离800多万尚有亏欠，但是眼下能拿到手里的才是真的，大家一致觉得，这笔钱要最先去争一争。
其次是黄老板的矿石加工厂，厂子在山东，据他说厂里还有一批尚未加工完成的黄金矿石，折算下来，抵消所有人的债务还绰绰有余。去年，贾副总一行人也去现场考察过，厂子确实存在。
然后就是黄老板在山东的灯具城，以及一个租船挖沙的项目。灯具城内尚有余货，利润点极高，全部卖出后数目相当可观；挖沙更像是一条长线生意，前期的款项已经交付，具体如何运作，还需要山东公司的员工配合才能了解。
这四个项目就像触手可及的巨大金山，我们刚刚被吞掉的钱，仿佛转眼就可以从这四座金山中生长出来。大家的信心明显充沛了很多，都去试试，保不齐就能挖出一座来填上窟窿呢？
会议随即进入下一阶段，开始讨论如何让这些项目顺利变现。这时候，刘二姐先打了个岔，她突然想到黄老板自首的动机可能并不单纯。
在黄老板自首之前，出于对公司近况的担心，贾副总曾带着几个员工去过河南黄总家拜访。当时，黄老板的父母还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聊家常中偶然提到黄老板已离婚，可他的前妻分明还在家中和公婆一起生活。这多少有些不合常理。
当时大家只觉得这是黄老板的家事，如今被刘二姐重新提起，才发现其中确实有蹊跷。
刘二姐猜测，黄老板可能在自首前已经把财产转移给前妻或其他亲人了，贾副总当即决定大年初一就带人去河南，找黄老板的家人问个明白。他让刘二姐为先锋，小卫开车，其余员工正常放假，“回去平复情绪，不要伤心”，一切等过完年再说。
休假期间，我接到了贾副总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去给公司贴对联。我被逗笑了，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拒绝了。
当时，我对这家公司只剩下巨大的失望，我家盈余的钱几乎全被套了进去，这是我工作好多年都挣不回来的数目。父母怕我想不开，给予我充分的包容，虽然嘴上说“不是你的错”，但掩门时发出的叹气声就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
我的客户大多也是自家亲戚，投进去的钱在1万到10万之间。我没有颜面对家人说谎，只好趁大家来拜年的时候，将同一个坏消息不断重复。亲戚们带着笑脸登门，一个个又丧着脸回去。
正月初一刚过，大家又回到了公司，贾副总一行人也回来了，给我们说黄老板家里根本没人，给黄老板的前妻打电话，只有谩骂；给黄老板的姐姐打电话，对方态度非常强硬，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让他们赶紧滚。
刘二姐气得在黄老板家的防盗门上狠踹了几脚，临走前还撕掉了新贴的对联，把碎纸撒在地上。
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只能将黄老板留下的财物变现了。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三个项目，黄老板还在晋城留下了几辆轿车。大家觉得几辆车卖个100万没问题，可是公司行政咨询后才知道，所有的车都是分期购买的，不能直接买卖。
过年期间，公安局有些部门不上班，我们无法了解案件的最新进展。大家都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黄老板知根知底的人来主持大局，才能对我们的追款工作提供帮助。于是，几乎所有员工都在第一时间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黄老板的老乡张总。
张总40多岁，是公司的另一位法人。他在注资结构中占据了40%的股份，也是名副其实的老板。
事实上，黄老板自首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张总，他也对黄老板的做法表示震惊，一再表示自己不是他那样的人。但他又说自己身在外地，暂时还不能返回晋城。电话里的张总似乎非常紧张，像是一种对牢狱生活本能的抗拒。大家都觉得，或许他能找到帮我们追回损失的方法。
纸是包不住火的，另一边，河南公司和山东公司也都知道黄老板自首的消息了。他们立即控制了黄老板留下的所有借款单据，经核对后，发现这些借条绝大多数都失效了。也就是说，400余万的借条，最后能收回钱款的，可能还不足10万元。
山东公司开业最晚，吸纳的客户存款数目寥寥，但黄老板大多数项目都留在了山东，所以山东公司的刘经理主动说要来山西，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自从2014年下半年业绩下滑后，晋城公司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山东的刘经理、河南的张总、晋城的贾副总各自占据会议桌的三个角，另一边留给刘二姐，其余员工们各自落座，每个人心里都像不断上涌的泉眼，没有底，只有惶恐。
张总先给大家道歉，表示自己肯定不会像黄老板那样做，一定会千方百计还上所有客户的钱。这句话算是个定心丸，唯独刘二姐听完后冷笑一下，反问道：“你自己也是老板，那营业执照上都写着呢，注册资金1000万有你一半，不用你自首，公安局肯定都盼着抓你呢。你要真有这个心，就应该直接带着钱来，把这个事情翻过去。说那么多干嘛，有什么用？”
贾副总觉得刘二姐的话很有道理，“对啊张总，黄老板进去了，这个钱就算你不全拿，起码也得拿一半出来吧。”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张总身上。
张总脸色很不好看，警惕地看着周围。后来，又从紧张到逐渐放松，最后一片坦然，苦笑着摊了牌：“我哪有钱，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打工的。黄老板一个月给我开5000块工资，让我来盯着这个公司，现在他进去了，我工资都不知道找谁要呢？！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我占40%的股份，但那个注册资金也是他给我的，而且在银行放了几天就被收回去了，和我一分钱关系也没有啊，我有什么钱……”
刘二姐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指着张总的鼻子骂：“你没钱！你没钱敢来这里当老板？如果照这个说法，你们就是俩诈骗犯！什么东西都没有，钱也没有，就过来纯骗啊！看我们好欺负吗？”
贾副总出口调停了几句，才勉强将刘二姐劝回椅子上。
眼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张总也没再客气，便看向山东的刘经理，希望他能讲两句。刘经理显然是有备而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沓黄老板留下的资料，一边翻看一边给大家介绍。资料上的内容大多是关于黄老板留在山东的实体企业，包括：灯具城、矿石加工厂，以及采砂的项目。当初，黄老板把这些项目的盈利预期说得非常夸张，让听的人感觉热血沸腾。
资料过完，刘经理终于讲了自己的来意：“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能够换回钱，我们想先解决掉自己公司的债务，剩余部分再留给你们，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山东公司的债务不多，大约200万左右，贾副总粗略算了一下，认为黄老板留下的“遗产”兑换成的现金，还掉所有债务绰绰有余，就代表大家答应了。随后，刘经理说需要晋城公司出人，和他一起去趟山东摸摸底，贾副总也派出了精明能干的刘二姐。
临近尾声，刘二姐又提起了黄老板转移财产的事，“一定要找个黄家的人来问问清楚。”这一次，张总倒是没推脱，说这件事交给他，让我们不用管。隔天，他就回了河南。
很快，一些客户也赶来公司询问情况。贾副总不得不一遍遍解释，让大家冷静，一起想办法。来的客户并不多，而且大多是熟人，所以没有太过激的行为。有的人没法子，干脆赖在公司不走，一天24小时泡在这家不营业的店里，由我们这些业务员负责端茶倒水。直到张总带着黄老板的姐姐出现，大家才停止“内乱”，齐刷刷地围了过去。
会议室的桌边所有的位置全都坐满了，还多加了十几个凳子。黄大姐坐在贾副总和刘二姐对面，并没有露出羞愧表情。她的话不多，说自己并不清楚弟弟做的事，也不存在转移财产的情况。来晋城是为了协助警方调查，其他的就没了。
客户们对她的说法表示怀疑，刘二姐更是声色俱厉地盘问起黄老板离婚的事情，脏话源源不断地泼出来。黄大姐低着头任由刘二姐骂，一些客户的情绪被感染，也凑过去对黄大姐拉拉扯扯，甚至想动手打人，张总和贾副总急忙把人拉开。
会议室里乱成一团，黄大姐面对激愤的人群，不知所措地贴在椅子上，她的手机已经被刘二姐拿走了。会议在混乱中草草结束，大家各自离去，公司大门紧闭，被厚厚的帘子遮住，一把U型锁横在门前。
刘二姐确信地说：“她肯定是在骗人，看她的样子就能知道，心虚得不行。咱们就把她锁在公司里，给她爸妈打电话要钱，不给钱就一直锁着她，看谁能耗得过谁。公司门锁钥匙我拿一把，别给外人，要是她被放跑了，咱们的钱可就更难要了。”
我们这群人也做不了什么主，只能纷纷点头。
可是当天夜里，张总却偷偷打开了公司大门，放走了黄大姐。她连夜开车回家，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第二天大家发现后，几个愤怒的客户围着张总推搡起来，张总看上去很委屈，说自己怕闹出人命。
最生气的还是刘二姐，得知人跑了，她喊上几个业务员就往河南赶，想再去黄老板家里一趟，把钱要回来；贾副总、张总也在这天开车去山东实地考察黄老板留下的那些项目，剩余的员工和客户一下失去了主心骨，只好又各自回了家。
后来我们才知道，刘二姐的河南之行并不顺利。她在黄老板家里大闹了一通，当地警方将双方都带到了公安局。
警察问话期间，黄大姐找来了一堆社会闲散人员等在公安局门外，光是车就停了十几辆。那些打手年轻气盛，各持器械，安静地等着刘二姐他们出来。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问话结束后，派车一路护送刘二姐一行人离开了河南，才没有将事态进一步扩大。
一天后，贾副总和张总也从山东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很糟糕。
黄老板的矿厂根本不是他花大价钱买的，而是10万元租了1年。那些未经加工的“黄金矿石”是他买的一堆没有打磨过的铜矿，大概只值5万；他的灯具城不过就是一片商铺中的一个门店，店内积压着约10万元的存货，每天客流量极少，想短时间内抛售，根本不可能；挖沙项目倒是真的，只是他前期投入的30多万，远远不够让项目运转起来。
挖沙项目利润丰厚，一旦运转起来，收益源源不断，是目前可以变现的首选。只是后续还要再投270万元，才可以建成挖沙厂，租下足够的挖沙船，从零开始起步。至于盈利，恐怕要等到1年之后了。
在张总的强烈鼓吹下，山东的刘经理提议，看能否想办法将这270万凑齐。我们最大的客户，曾在公司投入上百万的资金，这样的有钱人，未必没有办法。其余客户，想拿回自己的钱，就得有敢于再次投资的勇气和决心，只要挖沙项目成功获利，最先分红的，肯定就是他们。至于那些没有参与的人，他们的欠款按照司法流程继续追回，和全新的挖沙项目无关。
刘经理还说，如果有人没有钱却想进行二次投资参与分红，可以让他们到挖沙厂任职，用工作的方式入伙。到时候张总和贾副总就是挖沙项目的一把手，我们这些原投资公司的员工，就变成了挖沙项目的螺丝钉，继续到异地他乡去发挥余热，帮客户们挣钱。
还钱的门路就在这里，但前提是还需要用更多的钱去铺垫，我们不能简单代表所有客户的意见，还是需要征得大家的同意才行。
就在公司最忙乱的时候，贾副总还抽出身来筹办了女儿的婚礼。员工们几乎都去了，凑了一桌，脸上难得都有了笑容。虽然宴会厅里坐着不少亲朋好友，但贾副总最后还是选择在我们这桌坐下。
张总也去了，一边吃饭一边眉飞色舞地和大家聊挖沙项目在山东的行情、收益以及几年回本。看得出，贾副总明显有些心动，他酒劲上冲，脸上泛起红光，笑容不受控制地扬了起来。
那天，参加喜宴的很多宾客都是贾副总的客户，只不过他们还蒙在鼓里，对黄老板自首、公司倒闭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各怀心事，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这时候，司仪提议全场举杯。大家端起酒杯站了起来，碰杯前还相互鼓励着，劝对方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不知为何，某桌的客人突然爆发出巨大的笑声，热络的祝酒词交织在空中。碰杯的声音仿佛有上万个酒杯同时对撞在一起，至少在那一刻，没有人是不开心的。
那时候，经过张总的不断煽动，连我的心里都有些动摇了，甚至已经把挖沙的项目视为了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经过讨论，贾副总和张总决定先联系那些投资数额超过20万的大客户。
婚礼结束的第二天，大客户们就赶来了公司。然而，大客户们的反馈却让人倍感失望，大家都觉得270万太多。而且在客户们的心中，我们的信誉就如同这家已经倒闭的公司一样，彻底破产了。已经没人愿意再相信我们的话，更不愿意往我们的项目中投1分钱。
客户们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黄老板从公安局保释出来，“既然他有办法骗到那么多钱，肯定也会有办法把钱还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监督他，逼他把藏好的财富通通吐出来。”
大年初七已经过去，公安局恢复了日常工作，晋城公司门前的轿车排成一个车队，朝着公安局的方向进发。
在公安局门口，刘二姐又看到了郝会计的摩托车，这让她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回头就和我们商量，要趁郝会计出来的时候把他扔到车上，找个没人的地方狠揍一顿，几个心里同样憋着怒火的员工立刻答应了。
为了避嫌，张总留在公司，和一些近期常来的客户坐着喝茶。贾副总再次成为了我们的代表，敲门后和经侦科的工作人员交流。这次的答案很明确，黄老板不可能离开公安局半步，财产的追回工作，还需要按照进度逐步展开。
刘二姐不太满意，反问道：“那不是给了他们转移财产的时间吗？”工作人员苦笑着摇头，劝我们不要着急，只要能够追回的财产，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们在公安局走廊上与郝会计再次相遇了，郝会计依然毫无脾气，低着头只想快速通过。刘二姐上前想拦，周围的工作人员抢先一步挡在了她身前。
从公安局出来后，大家都没有着急离开，剩下的时间，一直在等郝会计从公安局大院中出来。过了很久，郝会计才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坐进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轿车在院内兜兜转转，还去后院转了一通才驶离公安局。刘二姐急忙让我们立刻跟紧，不要搞丢了目标。但不等她的话说完，在郝会计乘坐的轿车后，又有一辆完全相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从院内驶出，一辆之后又有一辆，3辆一模一样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井然有序地在门前分成三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公安局的例行询问还未结束，很快我们得到消息，黄大姐要再次来晋城配合警方调查。同时，她还帮弟弟找好了律师，是我们本地最贵的那种。
刘二姐和贾副总一致认为，黄老板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极高，还是要想办法从黄大姐手里把钱要回来。他们责成张总出面给黄大姐打电话约见，打完电话，张总的手机就被没收了——防止他通风报信。
为了报上次被堵在河南公安局门口的仇，刘二姐给客户们依次打了电话，很快便有一支车队在公司门口集结。在贾副总和刘二姐的带领下，车队赶赴见面地点，只见黄大姐孤身一人站在路边。
刘二姐等人停好车，一窝蜂从车中钻了出来，气势浩大。某位男客户一马当先，冲过去攥紧了黄大姐的衣领，抬手就是一记耳光。刘二姐也跑过去，飞踹一脚。可能是怕引起路人的注意，她急忙招呼大家把挣扎的黄大姐往车上抬。
很快，车队再次出发，一路南行，来到了城郊某处的荒地。一辆车接一辆车停下，不断有人从车里走出，黄大姐如同明星一般被围在中间，面色铁青。
客户们的殴打还不足几秒钟，就被我们拦了下来。刘二姐站在黄大姐面前，表明打人不是我们的目的，要钱才是，随后递给她一个手机，要她打给自己的父母，将黄老板骗的钱全部吐出来。
黄大姐没有伸手接手机，来到这片荒地后，她没有再表现出明显的挣扎，反而是像第一次来公司那般拘谨，我们问的问题，她表示一概不知。大家的耐心被一点点耗尽，期间不断有人凑过去朝这个女人身上补几记拳脚，剩余时间，只剩沉默。
在阳光下，大家耗了3个小时，直到黄大姐开始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所有人才紧张起来。刘二姐从包里找到药片，喂她服下后，所有人心里都有些害怕，便又载着黄大姐去医院急诊，又匆匆离开，努力和黄大姐的健康状况撇清关系。
贾副总和刘二姐回到公司，张总还没走，一如往常地坐在公司三楼和大家讨论着后面的打算，笑呵呵的。他们碰面后，张总的表情收敛了很多，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个人物品。刘二姐判断，张总这是眼看翻盘无望，也打算去自首了。
自首和被抓，二者之间的定性天差地别，像张总这种大帮凶，断然不能就这么便宜他。刘二姐和贾副总商量之后，我们就用U型锁紧锁大门，将张总关在了公司里，然后直接去公安局报了案。
大门再次打开，张总笑呵呵地走出来，一直走到警车旁。说明情况后，他也被警察带上了警车。至此，我们公司营业执照上的两名法人，全部被公安机关扣押了。
之后的日子，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安局。经侦科的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我们非法集资的各种危害，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会尽全力帮助大家追回钱款。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天去公安局询问情况的人都在逐渐减少，同样的话听了太多遍，大家好像都默认了最坏的结局。
某天夜里，公司最大的客户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连夜锯开了公司门外的U型锁，将里面的桌椅、沙发、电脑、电话搬运一空。
一辆用于搬家的大型卡车，载着这家投资公司所有的剩余价值，于夜幕中不知去向。至此，这三层商铺也失去了作为“维权大本营”的功能，空荡荡的房间内扔满了杂物。
尾声
黄老板自首后，欠着全部客户总计800余万元的存款，至今未被追回。当时的我觉得自己上了天下最大的当，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这家公司的关停，在行业中并不稀奇。
一个又一个的天文数字被抛上新闻头条，很多比我们这家位于五线城市临街商铺更大更强的公司也没能逃过关门的命运，只不过大家后来换了种说法，叫“暴雷”。
倒掉的公司像是大海中的一个个浪头，吞掉了许多受害者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在一次次追讨无果后，他们只得无奈接受命运的黑色潮水在脸上无声拍落。
一个又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在推搡着他们前进，随即又伴随着希望的破灭，不得不继续开启下一段的奇幻漂流。
后续：法院开庭两次，黄被判10年，张6年，法庭判他们偿还所有钱款，但没有一分钱追回，所以这件事已经这么不了了之了。